Original
2016-07-30
谭锐捷
城与邦
作者｜谭锐捷
英国约克大学政治系博士生
研究兴趣：二十世纪欧陆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史
本文译自牛津大学政治系副教授Elizabeth Frazer与约克大学政治系高级讲师Martin O’Neill发表于ISRF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earch Foundation) 上关于PPE学位的对话。二者分别于1984年和1996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PPE项目并获得一等荣誉学位。在随后的教职生涯中，二者也长期参与牛津大学和约克大学的PPE项目教学和设计。Professor Elizabeth Frazer
Martin O’Neill： 我准备先讨论一个毫无疑问困扰我以及其他PPE授课者的艰难问题。如今PPE三大学科（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发展使得学生很难在学习这三大学科时建立智识上的联系。比如说，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学生具有复杂数学技能的背景；哲学研究的技术专门化以及政治学的定量研究也有类似的趋势。学好每一个学科的要求给予了PPE的核心目标很大的压力：即使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跨学科思考。 PPE的根本目的是使学生在处理政治与公共政策中的具体问题时，拥有思考不同的意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能力。然而，这使得我们非常困惑如何处理两种情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值得赞美的跨学科教育的野心和它提倡的通识发展，另一方面每个学科越来越需要的更细化和集中的专业化要求。 Elizabeth Frazer: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是自然的三重奏。他们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念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核心观念认为，（这些研究）不能没有一个伦理的规范性框架，也不能不进行概念分析的工作。因此，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你需要哲学。由于学科的分化和专业化，以及精通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的，对于学生来说更加巨大的技术挑战，我们不再能按照五十年代的方式把这三个学科结合起来。这些学科被强化了的技术本质，伴随着计算机化和新技术，数学和逻辑的突破，编程以及其他，意味着拥有博雅教育或者任何古典模式的教育更加困难。这些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时代的核心是相悖的，我认为这是不能否认的。另一方面，公民身份、政治行动和伦理生活都要求人们有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大概掌握。我们两者都需要做，我们不能向技术官僚和技术人员退缩。 因此，对我来说我们面对两种困境。第一，在PPE的三大学科各自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观念从经济学系中消失的时代，我们对PPE课程有了更多的要求。第二，现在仍然有对PPE作为一种综合课程的特别喜爱。作为一种跨学科课程，PPE被认为提供了比普通的社会科学学位更多的东西。 Martin O’Neill： 对于政治哲学家来说批评经济学家太容易了（而且并不总是公平的批评），我们两个作为政治哲学家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政治哲学在思考某种中间层次或中等范围的问题时表现糟糕。政治哲学一直不擅长提出关于政策或者现实机构的问题。因此，政治哲学家可能和经济学家一样，因为把这两个学科分开而受到谴责。政治哲学家的讨论经常涉及到简化的，抽象的模型。关于这些抽象模型中不同位置的争论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在思考社会正义的时候，如果我们尝试以一种更加具体的方式来思考，明确地谈论价值和规范议题（比如说，考虑政策、经济机构，或者经济生活的其他任何方面）， 似乎我们需要同时思考我们自己的学科，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神话般的解决问题的传统声称，自己可以统合这些相关的不同学科的努力。然而，形成更严密的整合要求大量跨学科的努力和工作，并做些与每个人开始的学科背景无关的工作。 Elizabeth Frazer: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近大量的批评和谴责堆积在经济学家身上，但实际上经济学的趋势越来越多地被政治学和哲学模仿。对于经济学来说，趋势就是加强技术性。你不再能把它从教科书中挑出来了。此外，有一个经济学家的职业市场，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有一个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分析家的职业市场。那些政治思想家和分析家一点也不在乎哲学！这样的人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有一个各种服务的外在市场要求非常精密和专业的训练，比如地图绘制员现在要求比过去的必须技能多得多的专业技术。我认为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发生了什么？ 这个领域的状态是什么？它还是一个学科吗？ 有一些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目前所有经济学“病”的解决办法。但是问题在于，政治经济学是否是以一种非正统经济学的方式建立的 （方法论上的多元，左右翼的对立，进步保守的对抗）。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 Martin O’Neill： 我同意。有一些不同的议题倾向于被捆绑在一起。第一个议题是当前经济学思考的抽象程度（哲学和政治学也是如此）与思考关于经济活动的现实议题之间的对立。第二个议题是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处理具体的经济政治现象或者机构时互相交流的程度。第三个议题关注价值在经济学或者其他经验社会科学中的位置。第四个议题关心经济学的方法论假设。经济学应该是一个非正统的学科，拥抱方法论的多样性，还是它当前的微观基础（方法论）已经足够了？通常，不同的议题被捆绑在一起，我们希望有一个特别的办法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可能是一个不现实的志向。
我认为很难说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如何进行研究的，因为尽管一些人认为他们自己具有这样的传统，很多人不这样认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常常哀悼政治经济学的衰退，近十年来轰动最大的经济学作品，托马斯‧皮克蒂（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是一部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作品。它利用历史并且至少在某种较小的范围内涉及到政治理论的规范性思考。它也对利用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感兴趣。这是一本非常开放和多元的书，也许它会鼓励其他尝试在小范围的进行跨学科工作的作品的出现。Martin O’Neill： 当我们思考PPE学位的结构的时候，一种可能的教学模式，这也是我们在约克已经成功实施的，即是在第三年的学习（本科的最后一年）提供三种跨学科课程。这些跨学科课程尝试把三大学科结合在一起。学生很享受这种方式并且从中受益匪浅。通过使用不止一个学科的知识来探讨具体问题，学生们获得了学习的真正意义。 我们有一个关于哲学与公共政策的课程，每年讨论一个新的公共政策议题。还有一个关于理性、道德和经济的课程，探索社会选择和公共选择，以及理性理论之类的问题。另外，有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提供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在教学上非常成功的课程，并且它们在学生中也很受欢迎。当然，有时候这些课程的存在也让学生担忧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核心的经济学课程，因为课程总量的限制意味着必须用学习更加专业的课程的时间来交换学习跨学科课程的机会。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这些跨学科课程非常棒，它们在大量专业化课程中提供了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跨学科的研究计划。 Elizabeth Frazer： 是的，关于我们如何在学科间搭建桥梁，你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毫无疑问，有很多跨学科的领域，比如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伦理学等等。然而，我们在牛津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学生来说，智识上的联系会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形成。通过事后之明，学生自己建立起了三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只有当你为期末考试复习的时候你才会建立联系，当然这也是件好事。Martin O’Neill： 我认为英制课程可能太快了一些。在英国，我们比美国或者其他四年制学制的国家快得多地驱赶着学生前进。因此，思考四年制课程的可能性也许会如何改进PPE提供一些机会。 另一个和本科学制有关的问题是，进入硕士项目的公平性问题。在英国，通常对博士生有财务支持，但是人们必须自己给硕士学位付钱。在很多情况下，这导致了进入硕士课程的学生背景的趋同（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才能进入硕士课程）。因此，如果有能把硕士项目合并入一个四年制的本科项目，这可能同时解决这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已经到达了三年制学位的能提供的极限，需要开始思考更长的课程。一个四年制课程也许能让我们把通识和专业结合起来的志向得到满足。另外，正如我所说的，如果考虑学生在本科（三年制）结束后继续学习的愿望，这个计划将会更加公平。 我们可以从美国高等教育做的不错的事中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美国教育）能为通识主义在专业化的大潮中找到一些空间。如果一个学生在哈佛的主修是哲学，他可能已经学习了一门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因此，这个学生已经听了二十堂基本经济理论课了。或者如果是一个物理专业的学生，他可能已经参与了二十四次桑德尔关于正义的观念的课程了。很明显的是，这些“核心课程”或者“通识教育”并没有那些在英国大学最后一年开设的高阶课程那么专业。然而，它们为学生提供一幅与他们主专业的不相关的智识地图。 Elizabeth Frazer： 我同意。人们对美国的教育非常苛刻，无论是对学校整体还是对院系，认为美国教育是肤浅而虚幻的。另外，最好至少考虑一下公共政治生活的方面，比如，宪法，最高法院的作用等等。 Martin O’Neill： 绝对是这样的，尽管人们仍然有很多关于这些通识课程实际内容的担忧。许多美国本科生虽然选了一门经济学课程，但是这是他们学的唯一一门经济学课程。这会把某一个版本的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灌输进他们的脑袋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应该想想这样做的好处仍然是存在的，尽管这样做不是完美的。至少这是一个更宽广的博雅教育的主意。 Elizabeth Frazer： 学一些东西然后忘掉，甚至一知半解地学一些东西，都比一点不学要好得多。Elizabeth Frazer: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极端化的倾向。马克思告诉你们斯密和李嘉图是错误的。因此，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一场冲突。马克思检阅十八世纪的经典政治经济学说，“他们没有考虑到这点，没有考虑到那点，他们没有察觉到人类的福利，他们对小孩子的死亡毫不介意……”，以及其他类似的话。马克思把人类的政治考虑引入到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客观中立的，基于社会物理学的系统。因此，政治经济学这个观念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斗争的观念。经济是如何流动的，我们是否应该把经济现象当作一种物理现象，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他们当做纯粹的人类交易，他们怎么样才能使效率，正义，平等，福利等一系列的价值融洽相处。的确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想与这些问题打交道，他们认为引入党派偏见，政治意识形态和伦理学是对一些本应该纯粹研究的东西的污染和腐蚀。 Martin O’Neill： 是的。哲学至少有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更激烈的批判。首先，当我们思考某种政权的正义性的时候（比如自主性的价值，个人自由，权力在一个政治系统中的位置），如果我们在思考现实世界的问题时考虑规范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一系列的不能被经济理性俘获的价值。因此，第一种批判只是涉及考虑一系列经济学家可能不会考虑到的价值，在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分配问题的时候，或者没有考虑涉及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或者没有考虑自主性，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涉及到判断制度和结果的规范性考虑的时候。 此外，在第二种层面上我们可以进行关于方法论假设的批判。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哲学中得到启迪，尤其是考虑到对意识形态化思考的担忧。比如，我们可能会询问，“当我们在以某种方式思考’过程’，‘因果关系’，或者当我们以某种方式思考‘作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什么？” 我认为，社会科学哲学应该在PPE教育计划中有一个特别的角色。这并不是连接两个学科（经济学和政治学），因为（它）主要的目的是为笼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提供某种概念上的基础（或者至少提出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特别是为经济学和政治学。 我认为哲学对某种统治性的，新古典主义式的经济制度思考的批判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这与思考那些可能在公共文化中起作用的价值没有关系。我们也许应该用一种人类学家的视角来观察PPE，并且询问，“这里有什么没有提到的东西吗？有什么假设需要挖掘吗？”这种“挖掘”（用一种考古学家的比喻）赋予了哲学家一种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与重要的哲学问题相关，但是又是分开的。这些问题是当我们用哲学的方式思考政治学和经济学时涉及到的一系列的关于价值的哲学问题。本文为「城与邦」作者译稿图片来自网络，不用作商业用途转载或投稿请联系polis2016@163.com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关注「城与邦」是成立于英国与北美、成员遍布世界各地的政治哲学写作小组，提供新鲜原创学术思想，激发政治哲学热情，互相督促写作。我们用哲学的理性与严谨，来讨论政治的应然与规范。我们也关注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法律。期待更多伙伴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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